半岛综合体育文/孙晓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综合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博士

　　近年，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逆全球化之势不减，传统经贸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进一步加快了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遏制中国的态度丝毫未变，且更注重联合盟友，推动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日韩成为美国重要的拉拢对象。在当前复杂形势下，维护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我国尤为重要。

　　经过数十年发展，中日韩生产网络已经成为比肩北美、欧洲的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之一。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货物进出口总值全球占比均达到20%，三国间双边进出口约占三国进出口总值的10%。中日韩生产网络不仅规模大，还存在很强的产业优势互补，日本和韩国是技术和高端元器件的主要提供方，中国则是产品成本优势的主要创造者。

　　从贸易规模看，日韩是我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日韩分别为我国第四和第六大贸易伙伴，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额占比分别为6.9%和6.2%，合计达到13.1%。疫情发生以来，日韩依然保持对华重要贸易地位，2021年，日韩分别为我国第四和第五大贸易伙伴，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额占比分别为6%和6.1%，合计为12.1%。从投资规模看，日韩是对华投资重要来源地，截至2020年底，日韩对华累计实际投资金额分别为1190.7亿美元和861.9亿美元，占比分别为4.9%和3.5%。除中国香港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等自由港外，日韩分别是我国第一大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

　　制造业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日韩对华贸易投资中，制造业占比很大。从贸易方面来看，选择世界海关组织（WCO）HS编码中与制造业关联紧密的商品，包括6、7、15、16、17、18共6类（表1）。2021年，我国自日本进口上述商品1.23万亿元人民币，占我国自日本进口总额的92.5%；自韩国进口上述商品1.27万亿元人民币，占我国自韩国进口总额的92.2%。从对华直接投资来看，2019年，日韩对华制造业实际投资分别为25.8亿美元和44亿美元，分别占日韩对华投资总额的69.4%和79.4%，这一比例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制造业外资占比25%的平均水平。从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来看，2019年总额为353.7亿美元，其中日韩两国占比近20%。

　　中间品贸易是跨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依托，中间品贸易规模代表着国家间产业链、供应链的紧密程度BD半岛。在中日韩生产网络中，日本和韩国是我国重要的上游国。从世界贸易组织统计看，日韩中间品出口占比非常高，2019年，中间品出口占货物出口的比例分别为50.1%和63.8%，分别较世界平均水平高4.9个百分点和18.6个百分点；我国则是中间品进口占比非常高，2019年，中间品进口占货物进口的比例为60.6%，较世界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同时，韩国和日本作为我进口来源市场的地位特别突出。疫情前的2019年，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五位，以人民币计价的总额占比分别为8.4%和8.3%，合计达到16.7%；疫情后的2021年，韩国和日本分别是我国第三和第四大进口市场，以人民币计价的总额占比分别为7.9%和7.7%，合计为15.6%。

　　当前，全球产业分工细化，全球产业链紧密交织，任何国家都无法生产全部所需产品。虽然我国有世界范围内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仍有大量环节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很多高精尖环节依赖进口，日本和韩国是这类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的重要提供方。从我国非自主环节较为集中的机电类产品、仪器部件来看，2021年，我国HS编码16类的进口总额为5.8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自日韩进口1.5万亿元人民币，占比达25.7%；我国HS编码18类的进口总额为7463亿元人民币，自日韩进口1944亿元人民币，占比达26.1%。以目前各国博弈激烈的半导体产业为例，日本企业在材料生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根据英国Omdia的调查数据，光刻胶、硅晶圆、半导体键合金线、CMP浆料（研磨液）、引线框架、光掩膜的全球占比分别为90%、50%、50%、40%、40%、20%；日本企业在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方面同样具有优势，根据日本GlobalNet公司调查，涂布显像设备上东京电子占比近9成，清洗设备上SCREEN控股和东京电子占比超6成，划片机迪思科占比7成。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显现，全球生产网络也面临区块化风险，在此背景下，日韩对我产业链重要性更加突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经济全球化，跨境投资迅猛发展，全球产业链不断细分、延长，跨国企业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1980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为532亿美元，2000年已经达到1.26万亿美元，20年间增长22.7倍。与之相比，新千年以来，全球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徘徊不前，2019年投资流量为1.37万亿美元，仅比2000年增长9.2%，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单边主义等影响，投资流量更是大幅下滑36.8%至8694亿美元，跌破万亿美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作为曾经全球化推手的发达国家开始转向，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逐步侵蚀多边主义成果，经济全球化显现逆流。2020年1月，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签署，替代1992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新协议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化特点，如进一步提升原产地规则，汽车零部件零关税的门槛由62.5%提升至75%。截至2022年1月底，向WTO报告的处于生效状态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353个，2007年底仅有165个，十几年间增长一倍多。近年来，世界经济更是经历了美国单边主义、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可以预见，未来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转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生产网络将呈现区块化特点。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与此相伴的是以我国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崛起。经过数十年发展，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不断扩大，经贸往来联系愈加紧密，中日韩生产网络成长为比肩北美、欧洲的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之一，已经具有一定全球竞争力。中日韩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产业互补，在全球生产网络面临区块化风险的背景下，日韩自然成为我打造区域产业链的首选合作伙伴。因此，无论从战略性还是从可行性角度看，日韩都是我国当前对冲外部不利影响、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点。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和德国不断巩固和强化自身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日韩是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是我国需要进一步拉紧的重点对象，但是，与美国和德国相比，我国在中日韩生产网络中核心地位仍有待加强。

　　贸易是跨境产业链的联通基础，贸易的被依赖程度是生产网络中核心国家核心地位的重要体现。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统计，从北美生产网络来看，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贸易依赖程度非常高。2020年，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进出口总额分别为4836亿美元和4990亿美元，分别占两国全部进出口总额的60.8%和62.3%，其中两国对美出口依赖更强，分别占全部出口总额的73.4%和79.1%。在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情况大体类似。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进出口总额分别为5662亿美元和5648亿美元，分别占两国全部进出口总额的63.0%和61.7%，其中两国对美出口分别占全部出口总额的75.4%和77.9%。

　　与北美生产网络相比，日韩对我贸易依赖程度则低得多。2020年，日韩对华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053亿美元和2414亿美元，分别占两国全部进出口总额的23.9%和24.6%，其中，日韩对华出口分别占两国全部出口总额的22%和25.9%。总体上看，不仅规模上低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贸易，占比更是仅有前者的1/3左右。疫情使得日韩对我贸易依赖程度略有上升，但幅度不是很大。2019年，日韩对华进出口总额分别为3039亿美元和2434亿美元，分别占两国全部进出口总额的21.3%和23.3%，其中两国对华出口分别占全部出口总额的19.1%和25.1%。

　　“走出去”是核心国家构建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手段BD半岛。从北美生产网络来看，美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重要投资来源国。2020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119.8亿美元和103亿美元，占两国外商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例均为37.1%。疫情前，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直接投资规模更大。2019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276.6亿美元和128.8亿美元，分别占两国外商直接投资总流量的43.6%和37.6%。从跨境直接投资存量看，2020年末，美国对加拿大直接投资存量为4567.8亿美元，占加拿大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43.7%。

　　与北美生产网络相比，我国对日韩的投资规模和占比小得多。从日韩两国统计看，2020年，我国对日本和韩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417亿日元（约3.8亿美元）和2.8亿美元，分别占两国外商直接投资总流量的3.8%和3%，占比仅为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投资占比的1/10。我国对日韩投资，不仅占日韩吸引外资的比例很低，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例也非常低。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20年，我国对日本和韩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4.87亿美元和1.39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0.32%和0.09%。从存量来看，2020年，我国对日本和韩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41.97亿美元和70.55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0.16%和0.27%。

　　2015年6月，中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中日之间有了首份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贸区2012年11月启动，虽然经过9年努力，举行了16轮谈判，但距离具体达成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到目前为止，RCEP是中日韩之间开放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但与目前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相比，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与之相比，1992年美国主导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签署，关税大幅降低，提出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模式等高水平经贸规则，成为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风向标。2020年1月，美国主导的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签署，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欧盟一体化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从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和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到1990年的《申根公约》和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再到1999年的欧元，欧盟一体化持续升级，不仅实现了经贸一体化，更实现了人员自由流动和统一货币，并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转变。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是欧盟的推动者和主导者，欧盟则是德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

　　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加紧对我遏制，更加凸显了日韩在我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美国也深知其中利害，正不遗余力拉拢日韩，为中日韩产业合作增加障碍。而且，日韩本身也非常重视自身产业竞争力，特别在与我存在竞争关系的高科技领域相对保守，对深化与我合作心存顾虑。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明确将更多通过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继承美日印澳“四国联盟”战略并委以重任，极力撮合美日韩“三国联盟”。2021年3月，美日印澳四国举行首次领导人线上峰会，宣布在新冠疫苗生产、关键科技、基建投资、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合作，针对中国意图明显。同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首访便选择了日本和韩国。随后的《美日“2+2”联合声明》以及4月份日本的《美日领袖联合声明》，美国对日本做出了巨大妥协，包括、朝核问题与日本人质、普天间军事基地、核污水排放等问题，作为回报，日本在涉华的国际秩序、台海、南海、香港、新疆等问题上追随美国。2021年6月，美英力邀韩国参与七国峰会，试图缓和日韩关系。

　　同时，在拜登政府格外关注的“制造业振兴”战略中，形成美日韩“经济同盟”也是优先选项，特别是半导体和车载电池等下一代战略物资制造领域。目前，美国积极联合盟友构建稳定可靠的供应链伙伴关系，加紧组建排除中国的产业联盟，诱使日韩脱离中国经贸轨道，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2021年5月，美国拉拢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由64家全球半导体上下游巨头企业组成了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为《美国芯片制造法案》向美国国会争取补贴资金，打造以美国为中心、排除中国的全球芯片产业链。2021年9月，美日澳印四国举行首脑会谈，强化在半导体供应链领域合作，推进建立安全通信网，试图进一步阻滞半导体材料和制造装置的对我供应。

　　拜登政府目前受国内问题羁绊，还没有更多精力推动重塑全球经贸规则。但未来，美国将可能重新介入并主导亚太经贸规则，包括重返TPP或者重新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新规则体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中国问题必将更突出地反映在美国新亚太经贸规则之中。美国加大对日本和韩国的政治干预、外交拉拢、经济引诱，必定对中日韩经贸合作造成影响，中日韩生产网络首当其冲。

　　美国除了对日韩进行政治外交方面的“软”拉拢，同时也利用自身全球霸权地位对包括日韩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进行“硬”制约。近年来，美国陆续提出加征中国商品关税、中美“脱钩”、供应链排除中国、加强涉华技术出口管制、涉华企业长臂管辖等，其影响波及包括日韩企业在内的全球跨国公司，特别是高技术企业的对华投资。以美国对中国华为公司的打压为例，制裁措施逐步升级：从施压各国禁止使用华为设备、禁止美国企业为华为供货、限制华为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软件，到限制外国芯片代工厂利用美国设备为华为生产芯片、限制外国制造商使用美国技术为华为供货芯片，通过层层加码，制裁之手越伸越长，牵扯了包括日韩在内的大量其他国家和企业。早在2019年初，日本电信公司NTT因为担心失去与美国政府及大企业的合作关系，表示不使用华为5G产品。目前，华为与日韩企业合作受到更严重制约，已经无法从日本和韩国企业获得芯片，原本在中日韩之间的产业链遭受重创。

　　美国这种长臂管辖并没有停止，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被美国拉入各种各样的清单。如2021年6月初，拜登政府签署新的禁止美国实体投资的中国企业名单，使得这份“黑名单”企业增至59家，禁令要求美国实体未来12月内剥离所持相关资产。早前的2月份，拜登政府开展本国半导体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医疗用品、稀土元素等的供应链安全评估，针对中国竞争力所在领域的评估，预示着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美国这种干预对中日韩产业合作提出了很大挑战。从目前情况来看，三星等日韩企业都在评估与中国相关的产业链受美国政策的影响。

　　日本和韩国都是《瓦森纳协定》成员国，对中国出口受到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限制，该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9大类，很多领域都是中日韩产业合作的重点。美国是《瓦森纳协定》的主要推动者，虽然协定明确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发放出口许可证、自愿通报出口信息，但美国具有事实上的控制力，并有直接出面干涉的诸多先例。在美国极力打压中国高技术发展的当下，中日韩产业合作将面临美国更为强力的阻挠。

　　从日韩自身来看，对加强与中国高技术合作也心存顾虑。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突飞猛进，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正逐步向中高端迈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发生着变化，部分产业与日韩存在正面竞争。如中日在电子设备、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等领域存在竞争关系；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低于日本，更容易感受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中韩产业竞争性更强，包括半导体、液晶屏面板、光伏、动力电池、造船、汽车等韩国传统优势产业。日本和韩国都存在很强的危机意识，极力寻求对华保持产业优势，担心对华技术出口影响自身技术优势，存在限制高技术对华出口的内在动力。同时，在通信设备等我国拥有技术优势的领域，日本和韩国也都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希望培育自身竞争优势，存在限制我国产品进口、保护本国企业的动力，这也对中日韩产业合作造成不利影响。

　　近期，受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各国普遍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日本和韩国对全球产业链的态度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日韩作为全球重要中高端产品的制造国和出口国，在产业链中低端环节非常依赖中国，目前，日韩开始更加重视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分散化、本地化。如2020年，日本多次出台补贴政策，支持在华日资企业将医疗物资、汽车零部件等关键产业链转回日本国内或者转移至东南亚国家。此外，目前全球竞争激烈的半导体产业，在美国、欧洲纷纷强调组建本地产业链后，韩国也于2021年5月宣布“K半导体”战略，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支持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企业，在2030年前建成全球最大半导体供应链，使韩国成为存储芯片和系统芯片全球领导者。再以药品生产为例，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仿制药原材料6成依赖进口，其中对我国依赖度最高，占比约14％，自印度进口约12％。疫情以来，多国限制医疗品出口，日本的药品供给风险增加，促使日本减少抗生素、血栓预防等重要药品的海外依赖。盐野义将于2021年底前在金崎工厂建成“头孢烯类”抗生素原料37吨年产能；明治控股将在2021财年在岐阜工厂开始“青霉素类”抗生素原料的试生产。

　　中日韩是目前全球经济最为活跃、最有增长潜力的地区之一，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扩大、高素质人才优势显现、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日韩产业合作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新千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储蓄率进一步下降，由20世纪90年代的35%左右降至目前31%左右，2020年为31.5%。美国依靠财政赤字、超发货币、贸易赤字支持消费的老路越来越走不通，美国市场作为曾经的全球需求引擎，动力越来越不足。我国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产阶级崛起，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在加快形成。中国是目前最有希望为全球提供新需求的潜在市场，被全球跨国公司寄予厚望。2020年4月，我国提出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目前阶段着力推动的重大事项，是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活力、更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大举措，是重塑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变量。我国适时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顺应了世界发展大势，为追逐全球经济亮点、追随全球需求脉搏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日韩与我国一衣带水，日韩企业抓住中国市场这个全球需求新亮点具有天然优势，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选择，为中日韩产业合作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是维护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基础力量。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信息、通讯、新能源、新材料等众多新产业蓬勃兴起。中日韩三国在诸多领域都具有抢占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基础和意愿，特别在芯片制造、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存在正面竞争。但是，竞争中也孕育着合作机遇。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各个环节的技术含量显著提高，对设计、原材料、设备、耗材等要求更高。总体上看，中日韩三国竞争主要在制成品环节，如芯片的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动力电池制造等，但三国在上游环节的竞争要弱得多，甚至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如日本在芯片制造所需的涂布显像设备、清洗设备、划片机、光刻胶、硅晶圆、半导体键合金线、CMP浆料（研磨液）、引线框架、光掩膜等领域具有全球主导地位，韩国在显示器制造设备、激光设备、显像设备、封装材料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中日韩三国的新兴产业合作仍然具有广阔空间。中国工业体系完善、消费市场广阔、金融资本供给充足，可以为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空间。日韩技术积累丰富和创新能力强，中日韩可以建立起从创新到产业化再到规模化的新兴产业合作模式，打造面向新兴产业的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需要更大规模的高技术人才。近年来，我国虽然劳动力增速下滑，但受益于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我国高技术人才特别是理工科背景高学历人才规模已经非常庞大。2021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909万人，工科毕业生占比达到1/3，不仅高校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理工科毕业生占比也位居前列。大量高技术人才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人力基础，这是我国融入全球新一轮新兴产业浪潮的竞争优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不仅数量快速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日本和韩国都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竞争的重要参与者，中国高技术人才优势对日韩企业具有巨大吸引力，中国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也是日韩企业的关注点，这都为中日韩产业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

　　随着我国人工成本上涨，企业出现了强烈的自动化和智能制造转型需求，借助先进设备改造生产方式、提升生产效率，同时，企业也在谋求从产业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迈进，这种转型升级需要更大规模、更先进的设备。近年来，中国企业设备更新换代的市场规模逐步扩大，2020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额已经达到7.25万亿元规模，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额，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2010—2020年平均增速达到16%，2020年完成额达到8902亿元。

　　日本是全球先进的设备制造大国，尤其是先进机床、自动化设备、机器人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同时，日本也是我国传统的设备进口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优势。以机床行业为例，我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机床进口国，2021年以来，我国自日本机床进口更是出现爆发式增长，根据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统计，前4个月，日本对我国机床出口共计1311亿日元（约7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2倍。在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新一轮设备更新下，中日相关产业合作面临巨大机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1月1日对中国和日本正式生效，2022年2月1日起对韩国正式生效。RCEP是日本与中国、韩国签署的首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三国间首次形成了自由贸易伙伴关系，提高了三国政治互信与经济互惠水平，具有里程碑意义。RCEP规则对促进中日韩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关系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关税成本大幅降低有利于促进贸易创造，提升产业链效率和紧密度。根据RCEP三国关税承诺，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商品免税税目占比将分别达到86%和91%，日本和韩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免税税目占比将分别达到88%和92%。其次，RCEP采用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产品原产地价值成分可在15个成员国构成的区域内进行累积，显著提高协定优惠税率的利用率。这将有助于跨国公司更加灵活地进行产业布局，建立更加精细化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促进产业链深度融合。再次，RCEP提升了投资保护、投资促进、投资便利化水平，有利于提高跨境投资的可预测性和安全性，为中日韩产业合作创造了更好的营商环境。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我国要更加重视发展同日韩的关系，特别是作为我国与日韩关系“压舱石”的经贸联系和产业合作。既要利用好我国与日韩之间已有的互补型产业基础，又要积极开拓新合作领域，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借助RCEP生效的历史机遇，拉紧与日韩企业的利益纽带。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历史背景下，我国要积极寻找与日韩的利益共同点，共同构建一个优势互补、协同高效、开拓创新、利益相容的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形成更加紧密的东亚生产网络。

　　虽然近年来我国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迈进，与日韩之间的价值链差距在缩小，但是，整体上看，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仍然明显低于日韩，特别是我国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优势突出，日韩对我国在技术和创新领域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与日韩在产业上仍然存在互补性。要充分发挥我国与日韩之间的比较优势，将其转化为中日韩合作动力。发挥日本在技术、研发、智能等领域的优势，加强中日之间生产设备、高端材料、计测技术、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产业合作。发挥韩国在工业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优势，加强中韩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产业合作。充分利用我国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优势，吸引日韩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技术支持中心等，促进中日韩产业链纵向联合。

　　当前，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网络化和数字化快速发展、各国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越来越关注，这都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中日韩产业合作增量广阔。要以面向未来的眼光，寻找中日韩产业合作新机遇，创造更多产业合作增量。重点加强中日韩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清洁能源、能源开发储备、污染防治、海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选择中日韩具有合作前景的重点产业，推动组建中日韩产业联盟，打造面向全球的新产业链。同时，信息网络的发展也正在改变世界消费者的习惯和偏好，绿色、普惠、小批量定制等产品需求不断涌现，中日韩可以发挥产业链高效优势，打造更具弹性的地区产业链，共同满足世界新消费需求。

　　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国内消费市场长期不振，韩国国内市场规模小，国内消费不足，因此，日韩都极度依赖外部市场，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近年来，我国市场潜力不断发挥，有望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拉紧中日韩关系纽带、保障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可凭借力量。要将我国国内市场与中日韩产业链紧密结合起来，吸引更多日韩企业通过贸易和投资参与我国市场，增强我国市场对中日韩产业链黏性。增加中日韩产业链面向服务产品的生产，重点发展医疗器械、养老设施、家庭用机器人、医疗用机器人、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等领域的合作，满足我国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对设备设施软件等的需求，创造中日韩产业链合作新亮点。

　　在华日韩企业是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一环，是日韩方面发展对华经贸联系和产业合作的最积极因素。当前形势下，我国要更加重视日韩企业在华发展，做大与日韩企业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加大面向日韩的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做大日韩外资规模。将招商引资与构建中日韩产业链结合起来，推动日韩产业链与我国产业链对接融合，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的优化配置、利益融合、集聚发展。发挥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主动性，特别是调动东北、胶东、长三角等毗邻日韩、具有合作基础的地区的积极性，利用好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发挥好中日、中韩地方合作示范区的引领作用。探索招商引资新思路新方法，开拓日韩企业来华进行战略投资，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投资促进活动，充分发挥各类展会作用。另一方面，我国要进一步改善外资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在华日韩企业。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为外资企业营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完善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做好外商投资保护工作，照顾好日韩外资企业的关切，及时处理企业反映的问题，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RCEP是中日韩三国首个共同自由贸易区，当前形势下RCEP的正式生效是中日韩产业合作的一个重大机遇。要发挥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创造效应，切实降低中日韩之间贸易成本和产品价格。尤其要利用好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统一规则带来的制度优势，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提高中日韩之间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同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最大化发挥RCEP的积极效应不仅需要政府间协调，更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鼓励广大企业积极研究熟悉RCEP协定内容，吃透用好用足RCEP协定中的优惠政策和便利化规则，特别是掌握好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深度参与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提升地区产品竞争力，打造更加紧密的中日韩生产网络。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日韩受制于美国地缘政治束缚很难有明显改变。随着美国持续推进重返亚太政策，会进一步拉拢日韩，强化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关系，这是未来维护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最大外部不确定因素。经贸是我国与日韩关系的“压舱石”，主动推进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对冲外部干扰的重要手段。我国要在RCEP生效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尽早建成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拉紧中日韩经贸联系，为维护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制度保障。但也要看到，当前打破日韩领土争端僵局的难度很大，重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面临突出障碍。在此情形下，我国可以选择适当时机，先行启动中日自贸区谈判，将我国下一步准备实施的扩大开放举措先行落实到中日自贸协定，推动中日自贸协定取得进展。同时BD半岛，继续推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我国已经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下一步要积极加强与CPTPP主导国日本的沟通协调，加快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自立自强是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提升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话语权的前提。因此，维护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绝不能离开我国产业链自身的自立自强。我国要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探索适合不同类型企业产业链提升路径，积极培育新支柱产业，塑造我国产业竞争新优势。更好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构建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创新生态。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要稳定制造业基本盘，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基本稳定，保持制造业内部高中低产业比例合理。近年来，中日韩产业合作受美国打压我国高科技产业因素的影响很大，实现技术突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解决重点领域“卡脖子”问题，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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